老宅的一幕一幕，根植于记忆深处。
眼瞅我们一天天长大，一居室房子住不下了，父亲向上级部门誊写一份换房申请。考虑到父亲接待工作的特殊性，上级领导在西楼东侧住宅区为我家安排一座三居室平房，并且破天荒地安装了一部桔红色座机。那个年代，拥有电话的人家微乎其微。职位变了，父亲更加忙碌，早起晚归那是常事。有时单位告急，即使深夜接到电话，父亲也得立马出行。为了能够让购煤的客户满意，他不惜身体与人家拼酒……看着父亲周而复始地劳作，母亲心疼得直掉眼泪。
那时有特殊规定，对煤炭事业有贡献者，可享受特殊嘉奖以及优厚待遇。我家东头隔壁人家姓何，露天矿工人，小我父亲一岁。何叔没什么学历，也没什么显赫家世。他为人憨厚，诚实朴素，曾以老黄牛似的埋头苦干精神，连续创下“太阳转一圈，他上三个班”的煤海记录，多次被评为“特等劳动模范”。于是，他家由地窨子式的矿山民宅，住进了象征光彩与荣耀的住宅区。
父亲为人耿直，母亲待人和善，我们两家相处得融洽、和谐。谁家做好吃的了，都要端一碗过去尝尝鲜；哪家有个大事小情，一呼百应。两家的孩子也常在一起玩耍。我家西隔壁男主人刘德国是西山矿保卫科长，总是一副笑呵呵的模样。他的爱人刘婶泼辣、强势，因菜园子涉及两家栅栏之事，与我母亲闹得不可开交，两家关系因此变得紧张。这种局面，促进了我家与老何家走动的亲密。
刘婶的母亲是一位裹着小脚，操一口唐山口音的老太太。老人家是个急性子，一大把年纪却闲不住，极喜欢走路。我常看到她拄着个拐杖，风风火火地行走在老宅的大街小巷。她的头发梳理得溜溜光，像年轻人那样，头顶扎成一个小揪揪。老人一身深蓝，清洁有加。她的外孙小红，外孙女红新、红瑞都活泼好动，常因贪玩忘记吃饭，老太太就拄着拐杖在家门口的水泥台阶上使劲敲鼓点，扯着嗓门大喊，清脆嘹亮的声音很是好听，能够穿过好几栋住宅。后来我也喜欢上散步，可能冥冥之中感染了老人的气脉。我喜欢绕着西楼走，边走边寻思这座日本人留下的办公遗址；边走边倾听，谁家收音机中传来的《毛主席的光辉把金色的炉台照亮》等系列红歌；边走边凝眸，悠悠和风吹过晚霞的光景。无垠的遐想，多彩的音符，伴我的神思融入童年印记。
粉房的故事
妈妈属于“五七”工种。“二队”的农业工作解散后，她被矿务局农林处分配到新开张的粉房工作。这是一个清一色由十几位中年妇女组成的手工作坊，没有先进的流水线作业，只能凭介每人每天几乎分秒不停歇的劳作，来完成一道道近似于原始方式的作业工序。
那时我刚上小学三年级，由于好奇心的驱使，我总想知道粉条究竟是怎样做出来的。一天下午，趁着上学还有一段时间，我早早吃过午饭，偷偷地瞒着妈妈，去了离家不近的她工作的地方。
那是一幢简陋的工房，墙身那一溜“工业学大庆，农业学大寨”的字迹清晰端正，陈年失修的土坯房上，两扇破旧的悬挂在上面的窗棂，似乎有着被大风一吹就得散架的可能，那会儿正“呼呼”地往外直冒热气。我悄悄地将头伸向窗内，执意想看个究竟。
透过满屋朦胧的水雾，只见瘦小的妈妈正端着一盆经磨浆沉淀加工好的淀粉，脚踩水泥池子那窄窄的边缘，向上昂头，去够正朝水池子出粉条的漏斗。矮个子的妈妈踮着脚尖，努力好几次也没能够到。多亏身边的何阿姨手疾眼快，一把扶住她倾斜的腰身，要不妈妈有可能因为身体失重，跌入一米多深的溜滑的水池。
从此每天放学，我经常来粉房接她回家,即使中午，我也时常去那儿蹭饭。不为别的，我就是担心勤劳要强的妈妈，因为工作的不适发生意外。赶上寒暑假期，我会和妈妈一同上班。她在粉房辛勤劳作，我会在屋外那片绿草如茵的小院子里，捉蝴蝶、抓昆虫、垒泥巴、揪荒草，或者陪着小蚯蚓，玩“火车向着泥里跑”的钻山洞游戏。
到了吃饭的钟点，妈妈会给我端来一大碗刚出锅的热呼呼的酸粉。那种加了佐料的滑溜、筋道，喷香的食物否提有多爽口，我每顿能吃两大碗。至今回想起来仍旧津津有味，口生馋涎。看我吃得满头大汗，妈妈看在眼里，喜在心头。她喜欢看我小老虎似的吃饭的样子，她希望我长得壮壮的，身体棒棒的。每逢此刻，妈妈总会开心地笑，那笑容仿佛一朵绽放的玫瑰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