读《历史沉淀的理性》之汉高祖非端庄之士

本人虽文科毕业,但对于历史还真是读之不多,研究甚少。不过,桌案上的一本《历史沉淀的理性》倒是通读了,读后醍醐灌顶,脑洞大开。此书沉淀的不仅仅是理性,更多的是思考,是理性沉淀后的回答与启迪。是啊!历史就是一面镜子,照耀着后继者汲取无穷的力量,更好的前行。但历史也不都是客观叙事,大多陈杂着记事者的主观意识,或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,直接为统治者服务;或智借他人之能说,让万代深陷迷踪而不知所措。

或许是职业习惯,此书每一篇都是认真拜读,眉批、脚注、尾评密密麻麻,可谓是读书之人,尽显能是,不畏不惧!尤对某些章节,不敢苟同,遂付诸文字,与作者商榷。

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,吾曾苦读于古彭四载,闲暇之余,戏马台阅之无数,霸王风采,其子民遗风,可见一斑。虽不求甚解,亦略知一二。高祖刘邦本即市井小民,流氓气十足,但乱世出英雄,小民刘邦以其显赫功绩,成霸业、立枭雄,其历史地位不可撼动,征战逐鹿之英雄气概,昭示后世之人,可颂、可敬。然,读《汉高祖非端庄之士》,集结高祖刘邦七宗之罪(暂且称之为“罪”),总觉不快,故问:何谈端庄与否?

一罪“不忠”。拿破仑说过:“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”。没有雄心就吃不了豹子胆,没有“野心”就成不了大事,这谈不上忠与不忠。刘邦起兵本就很弱,不使点心眼,用点着数,就不是他市井小人的性格,的确无可厚非。况且,在那个“礼乐崩坏”的年代,为施展自己的抱负与理想,刘邦只不过用了个计策而已。春秋时代,申包胥赴秦,求秦哀公复兴楚国成功后本该“功成身退”,却赴越,帮越灭吴,能说是“忠”吗?这叫“挑拨离间”。如果非要给申包胥“忠国”的地位,那也只能是忠于楚而已!较“高祖”有过之而无不及!

二罪“不孝”。其实仅凭《史记.项羽本纪》就断言刘邦的不孝,不免有点牵强。对历史事件的评说不能以偏概全,不能过于武断,这样有失公允!而项羽架锅置刘邦父刘执嘉于其中,以刘邦不降而烹之相要挟的做法,恰恰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了项羽的阴险、毒辣。刘邦毫不动摇的坚定自己的信念,最终战胜项羽实现了自己的“理想”。这也充分证明了如果一个人,一但有了自己的“信仰”坚持比什么都重要!自古“忠孝不能两全”,纵观中国近代历史,此例种种,举不胜举。

三罪“不仁”。文中说,仁,乃对人亲善、仁爱。实际“仁”的概念是孔子提出的。其核心:一是对待“仁”的态度,二是“仁”的价值内涵,三是“仁”的表现方式,四是“仁”的实践价值。其实关于“仁”有内在的如何达到“仁”的境界,有外在的如何实现“仁”的方式方法;小到个人理想人格的培养,大到治理国家的理想社会行为,是一个具有深刻内涵,包括个体及群体生活在内的思想和行为各方面的理想人格修养体系。作者只是从逃命中弃子、抛女行为就断然说,刘邦不仁,未免有些狭隘。假如,刘邦被项羽追杀逃命途中,偕老抚幼,那自然不会逃出项羽的重重追杀,必死无疑,那自然也就不会有大汉王朝,更不会有汉惠帝和鲁元公主,这何谈仁与不仁?不同环境下,“仁”的态度、内涵、方式、价值不同罢了!中国革命历史上,有多少仁人志士,抛家离子,为了胜利弃家弃子,这难道也是不“仁”吗?

四罪“不义”。“仁义礼智信”实际是中国古代最高的道德标准。即“仁者人(爱人)也,亲亲为大;义者宜也,尊贤为大” 仁以爱人为核心,义以尊贤为核心。这种“义”的规范,是以“仁”为基础的。那么,楚汉之争,那方是“仁”是“义”?作为后继者,我们无法评判。项羽为了巩固其霸权地位,刘邦为了建设一个新“世界”。在群雄争霸的岁月,孰是孰非?手段谁对谁错?其实,丁公本就不该网开一面,他这样做现实中已违背了基本的道德规范,从项羽的角度,丁公是“义”吗?刘邦称帝杀了丁公是做江山的上策,完全正确的,否则其江山也不会坐稳。

五罪“不诚”。文章说,诚,指诚信或不诡诈。从文章讲述的故事中我们不难看出,刘邦的市井小民的本性。刘邦赴沛县吕公府拜见豪绅吕公,他不单单是凑热闹,同样也是想拉关系、攀高枝,走仕途。去见吕公需要银两,可刘邦本就小民一个,哪来贺钱,所以口出贺钱一万实属虚晃一枪,也可以说是使了个贱民计策,无所谓“诚”与“不诚”。这更恰恰说明了刘邦贫民出身且流氓气十足的本性。对于这样的人何谈“诚与不诚”?如果非要究出个结果,那就把话题引入了“人之初,性本善与性本恶”无解的话题,很多历史事件没有办法去讨论或者去认识。

文章还谈到了“垓下之战”以及坐上皇位后,刘邦为巩固霸权地位而采取的非常手段,我认为都无可厚非,历朝历代夺取政权的统治者都不过如此而已!

六罪“不礼”。文章说,刘邦不懂礼数,不遵礼教,不敬儒者。刘邦是个不善于伪装的流氓地痞,即便是当上了皇帝,也依然我行我素,放荡不羁。我们大可不必以君子儒雅之风骨规范之,儒家的谦谦礼节,仁义智慧,在他身上毫无踪影,这符合他的特质。况且,这段记载源于《史记·郦生陆贾列传》以及《史记·张丞相列传》的史实也不见得有多么的真实。

《史记》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不可撼动,被鲁迅先生称之为“史家之绝唱,无韵之离骚”。虽然《史记》记载了上古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,但其文学性要高于历史性,可以说,文学价值极高。我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,但在说史上,《史记》的确存在一定的虚构,相信司马迁也很清楚。但对于我们后人而言,只要知道,距今两千多年前有一个秦朝,刘邦和项羽起义推翻了秦,刘邦又打败项羽建立了汉朝,汉朝五世时刘彻打匈奴李陵投降了,司马迁因此遭宫刑,受了罪,这些历史事件对后人就是一笔巨大的财富。至于刘邦如何,有意义吗?

七罪“不勤”。其实,“勤”与“不勤”衡量的标准也不是统一的,一成不变的,而是随着时代、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。农民的标准就是“安分守己、吃苦耐劳”,刘邦的标准可能就是“打败项羽、成就伟业”,这就是“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”,所以,说刘邦不勤未免有些不妥。刘邦父训斥他不务正业,不安分守己的时候,刘邦想的就是新的世界的美好与未来,这怎么能同日而语的呢?!这显然是“勤”的方式不同罢了!

纵观这七宗之罪,实质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刘邦的为人、处事、韬略、理念等等。试想:有不愿意做皇帝而称帝的吗?一个人如果遇事,思前想后、左顾右盼,就会错失良机。“道德”不是衡量万事的唯一工具,刘邦缺“德”也是万般无奈,或许这也是他取胜的锦囊妙计,没有对旧的世界之破坏,就不会迎来一个崭新的世界,德之考量、礼之偏倚,乃后人之说。

打天下需要有胸襟、善谋略、会人心的“德”,而坐江山需要的是有创新、开眼界、宽思维、聚人力的“德”,我看刘邦两者兼得,故成霸业、造伟业,哪有不端庄之为?